邹琨 张爱艾 刘奇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推进和拓展，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在实践中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充分发挥“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既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要把握好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第二个结合”——新时代的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魂脉”与“根脉”的融通共生中造就了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的时空场域下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魂？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深刻揭示并阐述了人类文明发展及演进的实质和规律，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是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和源头，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涵育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力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赓续发展的文化根脉。
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且僵化的教条，而是随具体历史条件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在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有机体，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指导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弘扬，激活其中的优秀基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真理力量，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新路径，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深厚文化根基，实现新时代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守正创新的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问题。文化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性文明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明显的人文危机，源于现代化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存在的文化断裂，而世界现代化浪潮所带来的剧烈转型，又进一步加重后发国家在文化契合度上的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要建构的现代性文明，不仅面对着西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也面对着文化虚无主义的挑战，而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面对现代社会变革带来的发展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平危机、治理危机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解决现代危机的思想资源和智慧启示。“第二个结合”正是我们克服西方现代性文明危机的重要维度和方法路径。
“第二个结合”——“古今中外”辩证视野中的推陈出新
“第二个结合”必然关涉对“古今中外”的坐标审思。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时空要素”高度叠加的变革性社会，是基于“古今中外”辩证法的“变革和开放”来塑造新的稳态结构。基于“第二个结合”下“古今中外”辩证法的动态改革，也就成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就是要以更加积极的主体心态去融入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同时还是世界的。人类的现代化虽然肇始于西方，但现代性并不为西方所独占，积淀深厚、气象磅礴的中华文化中本就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元素。这些元素只有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激发和提升，才能成为现代化的积极力量。
“第二个结合”创新性地处理理论、实际、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传统与时代的关系，在“古今中外”的兼容并蓄中推陈出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固本强基、博采众长的一系列新成果。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兼容并蓄、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用“第二个结合”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更好指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本文系成都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双一流建设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课题号：ZDJS2023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邹琨，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爱艾，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奇淇，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
来源：党建网
